2021年11月10日晚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吴承学做客买球最好的网站长江论坛，给买球最好的网站师生带来题为《从“士”到“文人”——中国古代对于文人的贬责与期待》的精彩讲座。我司高文强副经理、程芸副经理、李建中教授、吴光正教授、王怀义教授、葛刚岩副教授、刘春阳副教授、汪超副教授、李广宽副教授，钟志辉、王启玮、韦胤宗、赵昱、袁劲、朱俐俐等青年教师，以及古代文学、文艺学、文献学、汉语国际教育等专业的研究生聆听了讲座。讲座由李建中教授主持。
吴承学教授从一幅贬责读书人的对联“仗义半从屠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”在民间逐渐演变成“仗义每多屠狗辈，负心皆是读书人”的现象指出，文本传播中的改写，反映出传播与接受的双向选择，反映出大众的普遍心理。这种对于读书人、书生、文人的负面评价，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组普遍命题，亦即“文人的污名化”。有污名化便存在辩护，刘勰是为文人辩护的代表。但耐人寻味的是，相比大量流行的“文人相轻”，却少有人传播“文人相推”。
事实上，无论是对文人的污名化还是辩护，都是基于同一词语的不同逻辑层面内涵而引发的。污名者是将“文”狭隘地理解成诗赋一类引发性灵、表现文采而没有实用功能的文章，辩护者则是广义地把“文”看成是包括经籍在内的所有文章。他们基本上是自说自话，在不同的语境下阐释各自的道理。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或者说：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文人？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，而不是简单的是非判断，只有把“文人”放在中国古代社会体制与价值谱系、身份认同的背景下，才能真正理解其丰富内涵。
“文人”这个身份是从上古的“士人”中逐渐孕育、分化出来的。作为知识文化阶层的学士、文士，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不断变化，而逐渐分化出擅长运用富于修饰性的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的“文人”。“文人”的出现与辞赋密切相关，与“文学的自觉”有一定关联。从最初的君亲师合一，到文士、学士，再到著述之士、文章之士直到以文辞之美为目的的狭义文章之士即诗赋辞章文人，这既是演化的轨迹，也构成了分化的等级，即“士人”高于“文人”。在中国古代社会等级中，“文人”属于士农工商的“士”阶层，但在“士”中却处于序列之末，并不具有独立自主的地位，对于体制有明显的依附，舍此文人与文学将无足轻重，这也是文人污名化的根本原因。
“文人”的逻辑内涵有二，一是文人士大夫，二是文章文人，前者是古代社会的中坚力量，但后者却在古代政治、文化制度中备受排挤、倍感压抑。中国古典目录学体系中经史子集的次序也说明了这一点，集部居于末尾，相应地文人地位也最低，似乎谁都有抨击文人的资格。对“文人”话题的讨论，有其世俗化的一面，社会以当官作为其价值标准；但另一方面，对于文人的批评绝不仅是世俗式的挑剔，实际上还包含了一种追求崇高的期待。对文人的批评有一个隐在的参照系，亦即传统士人。对于文人及其文章的所有批评，正是社会对文人积极入世、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人格的期待，以及对文章经世致用，摒弃浮华虚文的要求，也是文人的自我期许。这种崇高的层面，历来为论者所忽视。
对于古人来说，一个理想的文人乃是经世致用，既能“学文”，又要“达于政事”。用顾炎武的话来说，就是“能文而不为文人”，要既有文章才华，更要有经国济世的雄才大略，不能只当“文人”。要想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不断修养自己，不仅要“以器识为先”，更要懂得“仁义之人，其言霭如”的道理。尤其唐宋以后，以往在政治、道德方面对文人偏于外在的感性要求，转而变为更强调内在的人品、内心的认同与信服。借用宋儒张载所言，即是“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这是对中国古代士人济世救民的情怀与使命的总结；若用一幅对联来说，就是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”与“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，这是对传统读书人理想的精神世界的概括。因此，社会上对于文人的贬责与文人的自我贬责，本质上是以士人的标准来衡量与要求文人的，从某种层面上说，这是一种“文化记忆”，即便历史发展了，“文人”从“士人”中分化出来了，但人们仍然用这种标准去期待文人。这是文人话题的根本起因与深刻内涵。
文人话题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和现实启示，吴教授如是说。从研究方法的层面看，古代“文人”话题的意义似不大，是一种“不讲理”的理论，其逻辑缺陷相当明显。然而，这种现象却超出了事实认定与逻辑论证，成为一种带有明确价值诉求的文化心理与强烈选择性的集体认同。而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，正是为研究者所忽视的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部分。研究“集体认同”，其关键有二，一是“集体”，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可分为个人与集体两类，前者的研究已然很充分，但对后者显然有所忽视，“集体”所显示的乃是共同观念，代表的是大多数人，甚至是沉默的大多数。二是“认同”，它并不一定是从事实推导出来的，是对众多事实的选择，甚至可以改写事实、改写历史。文学的“集体认同”表达的不是事实，也不是理论，而是文学的信仰、期待与理想，就此而言，在文学批评中“不讲理”的理论甚至有时比“讲理”的理论与观念更为重要。
此外，我们现行的文学批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层知识阶层的领域，但从集体认同的维度看，民间的故事、谚语、俗话、笑话甚至荒诞不经的传闻，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的思想观念，值得重视。这启示我们，对于古人明而未融的想法，要去发现与阐释，不要停留于古人的说法上，要有所超越。“我们做古典学术的，对于古人的理解，也要力透纸背”，吴承学教授感叹。
从现实启示看，当代大员工也遭受到“精致的利己主义”之批评，这种说法当然是片面的，但其中也暗含着社会对于年轻一代的期待。它的正面指向是：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社会急需有理想、有情怀、有公心、有奉献精神的一代人，这是时代对于我们的期待。我们现在是读书人，以后很可能成为“文人”，但却要保有一颗“士人”的心灵，做一个有良知、有操节、有情怀、有社会责任感的人。讲座最后，吴先生与在座老师、学子们分享了顾炎武的名言，“博学于文，行己有耻，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，皆学之事也”，“愿与诸位同学共勉”！吴先生如是勉励大家。
吴承学教授告诉我们，对于古代文献、文本，要尽可能地理解其原始语境与原意，但对其理解与阐释，还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与智慧，有新理论建构和贡献，这也是当代学者的学术责任。吴承学教授的讲座打通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艺学的学科壁垒，兼有两家之长，从对“文人”的负面评价中看出了其正面价值，从对“文人”的刻薄批评中抽绎出了其理想期待，既具有扎实的文献功夫，又具有崇高的思想追求，是真正的“有思想的学问”，让在座听众获益。（撰稿：刘纯友）
